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译介者、接受者和传播者，在不同时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由自发的社会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有关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贡献，学者多有阐述。至于陈独秀的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是否存在密切联系，学界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尽管确实很少见到陈独秀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来阐述其文学批评观，不过，基于他的文学思想与他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见解密不可分，他把文学视为改造现实、提升民智、传播新知的重要手段；也基于他更加推崇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的精神”①，并不主张在学说里打转，我们仍然可以在他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看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以及他在“世界的文学”格局中，面对中国传统文学和近代文学现状所采取的批评立场和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和观点，同时又葆有个人对文学之为文学的认知，这种略显“混杂”的状况，正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同样体现在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1917)前后的文学批评活动中。

一、“文学革命论”：取“写实”而弃“空想”

陈独秀的文学批评，影响最卓著者当属《文学革命论》。文章开篇即说明“革命”之含义在“革故鼎新”而非“朝代鼎革”，它是“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的原动力：

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鼎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革命史，直可谓之革命史。②

以此文为本，认为陈独秀的文学批评将政治与文学合为一体，并持有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是准的之论。陈独秀认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如故，主要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③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这三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之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首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④。文学与政治、与伦理道德本不可分割，更不用说论者所处内忧外患的时代。而且，在陈独秀那里，文学与政治的合一，并非要求文学成为政治革命的号角或载体，意在强调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应当同步进行；或者说，三种文学的藏污纳垢、不思进取，是国民精神故步自封、自我麻木的表征，是“文如其人”的最形象证明。陈独秀看重的是文学革命对政治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着眼于文学所具有的唤醒沉睡民众的作用；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他秉持的是文学效用论而不是文学依附论。这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功用的认识是一致的。

《文学革命论》最引人注目也最引人争议的是“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⑤

作者虽然从《国风》《楚辞》始，至“桐城派”“西江派”止，简略梳理、评述文学史概况，但“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三者并非对应于文学史的某个阶段，彼此间也看不出有截然的分界线，作者亦同时使用“新贵族文学”“贵族古典文学”的说法，在断然的排斥中不免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作者排斥它们的理由虽各不相同，但他也概括了其“公同之缺点”，即“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又说，“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⑥因此，作者提出的建设三种革命文学的核心，是“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它既是“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出现的基础，也可以看作“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达至的途径。如果考察《文学革命论》发表前后作者的文学主张，可以说，“写实”是其批评理论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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