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是花、果兼利的植物，首先是果树，其次才是观赏花卉。梅的果实书面多称梅实，俗称梅子，因成熟前后不同颜色而有青梅、黄梅等不同称呼。人们对梅的开发利用，首先是从果实开始的，这是由人类对果树资源认识和利用的普遍规律决定的。所谓梅文化的发展，果实的利用总是历史起点和一以贯之的方面。考古发现，我国人民使用梅之果实的时间至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79年河南裴李岗遗址发现的梅核，距今约7000年。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1961年至1976年，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中发现植物果核碎片，鉴定为蔷薇科果实的内果皮，认为可能是野生杏、梅，距今约5200－5900年。②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裴李岗遗址是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崧泽遗址则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一个特殊阶段的代表，史学界称为“崧泽文化”，界于“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我们先民采用梅之果实至少有六七千年的历史。数千年来，人们开发了许多应用领域和应用方式，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也引发了许多情趣和感受，赋予其丰富的人文意味。本文拟就我国古代梅子的社会应用情况及其演生的文化意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发，这是全面把握梅这一物种的资源价值、历史贡献和文化意义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一、梅子的社会应用 作为一种水果，梅子的社会应用极其普遍，经济价值较为显著。我们以下主要通过几个与梅子有关的经典产品和流行说法，来勾勒数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应用状况，展示这一水果资源的应用方式、经济价值和历史贡献。 （一）盐梅 “盐梅”说的是食盐和梅子，两者并称最早见于《尚书》。《尚书·商书·说命下》：“王曰……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曲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所谓“王”，指商高宗，这是其任命傅说做宰相时的一段训谕。他说宰相好比造酒（酒醴）用的曲料（曲糵）和做肉汤（和羹）用的盐与梅，帝王要治理天下、成就大业，全靠贤相能臣的辅佐和协调。“和羹”指用不同的调味品烹制的羹汤，而盐咸、梅酸，是烹制“和羹”最重要的调味品。 为什么是“梅”而不是其他？梅子以味酸著称，在食用醋发明、流行之前，梅子是人们获取酸味最重要的食物。春秋晏子所说“醯、醢”①　晏婴：《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第七，《四部丛刊》景明活字本。都是谷物和肉食发酵酿制的酱一类，其中“醯”由谷物酿制，具有酸味，后世认为介于酒与醋之间，但梅子肯定是最典型也是最方便的酸味品，因而用作调料更为古老，也更为常见。后世烹调经验证实，梅实之酸有除腥和催熟的双重作用，苏轼《物类相感志》称“煮猪肉，用白梅、阿魏（引者按：一种药物）煮，或用醋或用青盐同煮，则易烂”，用白梅煮老鸡易烂。《礼记·内则》记载大夫宴食“兽用梅”，即烹制和食用兽肉用梅子作调料。考古资料也证明这一点，陕西泾阳戈国墓西周早期墓葬铜鼎中发现梅核与兽骨等，②　陕西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50、62、102、135页。湖北包山楚墓12件陶罐中发现梅、鲫鱼等，③　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98、199页。可见梅子主要用来烹调鱼、兽等肉食。在用作调味烹制“和羹”中，梅子与盐的作用几乎相当，在食用醋流行之前，梅一直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调味品，即便是食用醋流行之后，这一用途依然存在。④　即便是食用醋已经广泛应用的南北朝时期，仍有以梅子快速制醋的现象。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八：“乌梅苦酒法：乌梅去核一升许肉，以五升苦酒渍数日，曝干作屑，欲食辄投水中，即成醋尔。”所谓苦酒即醋。这是梅之实用价值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其社会效益发挥中最为重要的历史环节。 （二）梅诸、白梅 “梅诸”见于《礼记·内则》：“鱼脍，芥酱。麋腥，醢酱。桃诸、梅诸，卵盐。”这是一组食品及其吃法。诸似菹，本指干菜，桃诸、梅诸，即桃干、梅干。也有解释说，诸是储也，是制作以便于贮存，而晒干是最基本的方法。《周礼·天官·笾人》：“馈食之笾，其实枣、栗、桃、干、榛实。”这里主要讲祭祀用品，笾是一种盛果实的圆底高脚竹编浅盘。（lǎo）本指煮熟晒干的草，这里所说“干”，据汉代人的注解，是梅诸的不同说法。《齐民要求》引《广志》记载，蜀人一直称梅为。汉代《大戴礼记·夏小正》：“五月……煮梅，为豆实也。”豆是木制的浅盘，形状、功用与笾相同。可见所谓梅诸、干梅的制法有可能是将青梅略事蒸煮，晾晒而成。无论用于贮存还是食用，梅干都是最简单、最常见的制品。《周礼》《礼记》都出现于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大量梅核、梅干，同时出土的标牌上称元梅、脯梅，⑤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上集第117、118、119、127、141页。元梅或指生梅，而脯梅即干梅。可见这种制作和贮存方式历史悠久，自先秦至汉代相沿不绝，后世所说“白梅”也有一些应属这种制法。 “白梅”最早见于晋葛洪《抱朴子》《肘后备急方》，一则用以炼丹软金，另一用以治中风口闭不开。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具体的“作白梅法”：“梅子酸核初成时摘取，夜以盐汁渍之，昼则日曝。凡作十宿，十浸十曝便成。调鼎和韲，所在多入也。”与梅诸、干的煮晒不同，多以盐腌制晒干，表面会起盐霜，所以称白梅或霜梅。这也是梅之果实最家常的加工方法，便于贮存，多用作日常烹饪（调鼎）和腌菜（和韲）的调料。其他使用也极为广泛，如进一步加工制作，只需简单浸泡脱去盐分，也极方便。现代所说的梅胚也即这个制法，①　程杰：《中国梅花名胜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55页。可谓源远流长。 （三）梅煎、糖梅 梅煎，即梅饯，指蜜渍梅子。这也是梅子常见的食用方法和制品。梅子酸重，直接食用人多难以适应，于是便有蜜或糖渍一法。三国孙权的儿子孙亮好吃生梅，食时用蜜渍梅，②　李昉：《太平御览》卷118引《吴历》，《四部丛刊三编》本。《齐民要术》引《食经》记载蜀人藏梅法即以蜜浸腌，③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4、种梅杏第三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可见由来已久。南宋温革《分门琐碎录》记载更为详细：“黄梅子不破者一百个、盐二两，于沙盆内中略擦匀后，一夕取出晒半干，炼蜜浸晒。如蜜酸，又换，候甜为度，入瓶紧闭。”④　解缙等：《永乐大典》卷281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蜜渍梅既利于食用，也便于保存。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虔州南康（今江西赣州）土贡中有“蜜梅”，⑤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9，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宋《太平寰宇记》也有这一记载。⑥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王焘《外台秘要》记载益州（今成都）土物中有梅煎，⑦　王焘：《外台秘要》卷3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当也作贡品。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江西洪州（今南昌）土产有梅煎，“开元二十五年，都督韩朝宗以梅煎难得，取乳柑代，今并停”，⑧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6。说明初盛唐时即有这一贡项，《新唐书》也有同样记载。⑨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1，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可见最迟在唐朝，今江西南昌、赣州、四川成都等地即向朝廷进贡梅煎。这种情况，宋以来各类正史未见有后续记载，仅明朝《南京都察院志》有南京尚膳监置办“梅子煎”、“蜜润梅子煎”、“蜜煎脆梅”进京之事，⑩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5，明天启刻本。数量也极有限，或此时朝廷集中采办更为方便而逐步取消。 糖梅是以糖腌制的梅子，操作方法与梅煎相同，只是易蜜为糖而已。蜜渍、糖腌，都简单易行，且广受人们喜爱。自宋以来，无论文人雅士，还是市井、乡村平民之家都较为常见。沈括《忘怀录》记载“糖松梅”，以糖和松子为主腌制青梅。?解缙等：《永乐大典》卷2811。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京师艺人打场卖艺“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糖腌梅子是市面上最常见的糖果子。《西湖老人繁胜录》“食店”条记蜜煎“昌园梅”，周密《武林旧事》也记临安市售“蜜渍昌元梅”。?周密：《武林旧事》卷3，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籍》本。昌元也作昌源、昌原、昌园，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郊，南宋时盛产梅子，以“实大而美”著称，?施宿：《会稽志》卷1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蜜渍昌源梅是宋元时杭州市上极其盛销的茶果蜜饯。?程杰：《中国梅花名胜考》，第191－194页。元明以来士大夫人家蜜渍糖腌梅子更是普遍，元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有糖脆梅、糖椒梅的详细制法，明人刘基《多能鄙事》、韩奕《易牙遗意》、宋诩《竹屿山房杂部》等则有蜜梅、糖醋梅、糖椒梅①　刘基：《多能鄙事》卷3，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糖脆梅②　韩奕：《易牙遗意》卷下，明《夷门广牍》本。、糖紫苏梅、糖薄荷梅、糖卤梅③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造化梅、对金梅、韵梅④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等蜜饯梅子制法，花色品种丰富，而制法也不断翻新。由于梅子酸重，其他杂色梅饯的制作，也离不开放蜜或糖，以糖或蜜腌梅，改善口味总是最常见的食用方法。 在蜜、糖腌制梅饯中，清代岭南广州、惠州一带乡间的糖梅制作最为盛行。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自大庾以往，溪谷、村墟之间在在有梅……结子繁如北杏，味不甚酸，以糖渍之可食……东粤故嗜梅，嫁女者无论贫富，必以糖梅为舅姑之贽，多者至数十百罂，广召亲串，为糖梅宴会。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糖梅以甜为贵，谚曰：‘糖梅甜，新妇甜，糖梅生子味还甜。糖梅酸，新妇酸，糖梅生子味还酸。’”是说广东到处都有梅树，产果多，人们也喜欢吃梅。嫁女都大量腌制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举行糖梅宴，广招亲朋，有不请自来者，则以唱歌获赏糖梅，称“打糖梅”。客人“亦以糖梅展转相馈，务使人口尝而后已”。这一婚嫁礼俗，也称“梅酌”，⑤　戴肇辰：《（光绪）广州府志》卷16，清光绪五年刊本。盛行于粤中。康熙《花县志》（今广州花都区）、乾隆《番禺县志》（今广州番禺区）、嘉庆《新安志》（今深圳一带）、光绪《广州府志》（今广州市）、《德庆州志》（今广东德庆县）、《四会县志》（今广东四会市）、《新宁县志》（今广东台山市）、《新安县志》（今深圳宝安区）、民国《东莞县志》（今广东东莞县）、《恩平县志》（今广东恩平市）、《开平县志》（今广东开平市）、《清远县志》（今广东清远市）的风俗志都有记载，可见在珠三角地区的今广州、肇庆、江门、深圳市所属地区较为盛行。 （四）乌梅 乌梅是一种中药材，由未成熟的青梅或成熟的黄梅烟熏、火烘而成，因色泽乌黑而得名。梅子入药，出现较早。《神农本草经》：“梅实，味咸平。生川谷。下气，除热烦满，安心，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志、恶疾。”《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一般认为最迟成书于东汉，收药360多种，是远古以来尤其是战国、秦汉间人们药物知识的总结。梅子居其一，是最早见于实用的药物之一，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乌梅是梅子入药最主要的方式，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等早期医典所用多称乌梅。《齐民要术》卷四“作乌梅法”：“以梅子核初成时摘取，笼盛于突上，熏之令干，即成矣。乌梅入药，不任调食也。”“突”即烟囱，是说将未成熟的青梅，以笼子盛着放在烟囱上熏干即成，这是关于乌梅制法最经典的记载。 乌梅有生津止渴、敛肺涩肠、驱蛔止泻等功效，是治疗虚热口渴、肺热久咳、久泻久痢等疾病的常用药，用途较为广泛。张仲景《伤寒论》所载乌梅丸，即是一副安蛔止痢的经典方。稍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梅子单用或组方治疗心腹俱病、伤寒时气瘟病、寒热诸疟、胸膈痰癊、肠痈肺痈以及饮食诸毒等病症，李时珍《本草纲目》更是记载了33种使用乌梅的组方，可见乌梅在我国传统医药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实际生活中，乌梅几乎是一个四时家常必备药物。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临安市上有保和大师乌梅药铺。陆游《入蜀记》记载曾在江边蕲口镇买乌梅、薄荷，药店附煎煮须知之类帖子。梅子能醒睡、解酒毒，南朝陈永阳王伯智即曾以此解酒醉，⑥　冯贽：《云仙杂记》卷7《蜜浸乌梅解宿酲》，《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后人多效之。这些都可见乌梅使用的普遍。 乌梅因此也成了梅产地重要的贡品。《新唐书》记载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土贡中即有乌梅一项，这是乌梅作为土贡最早的记载，此后乌梅取代糖梅成了梅产地的实物（本色）和额办（折色）赋贡。如《宋会要辑稿》记载拨额在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处采购乌梅6205斤。①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稿本。明成化《湖州府志》记载岁办乌梅100斤，续增300斤，②　劳钺、张渊：《湖州府志》卷8，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嘉靖《常熟县志》记载纳赋乌梅200斤。③　冯汝弼：《（嘉靖）常熟县志》卷2，明嘉靖刻本。康熙《常州府志》记载本府赋税本色乌梅200多斤、折色乌梅（计价缴钱）银36两。④　于琨：《（康熙）常州府志》卷8，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这些都属于征收的药材份额。 乌梅不仅是重要的药材，而且是重要的染料，更确切地说，是因强烈的酸性用作媒染剂，在纺织、造纸等彩色染制尤其是毛纺染色中大量使用。⑤　　用于造纸着色，如明王宗沐《（万历）江西省大志》卷八：“（造纸）颜色系红花、乌梅，出于湖广、广东等处，论值收买，如法染造。”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乌梅用作染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所载制胭脂法，当需要酸性原料如醋或石榴子时，即用乌梅代替。⑥　韩鄂：《四时纂要》卷3，朝鲜刻本。胭脂是红色，后世染制红、黄、紫等彩色时，多添加乌梅。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诸色质料》：“大红色，其质红花饼一味，用乌梅水煎出，又用碱水澄数次，或稻稿灰代碱，功用亦同。澄得多次，色则鲜甚。”乌梅与碱水交替使用，以调和酸碱度，增加着色的效果，无论官作、民坊用量都很大。从明清文献所载可见，各地承担的赋额较之药材要沉重许多。明弘治莫旦《大明一统赋》注称天下岁办颜料：“红花一万五千斤，蓝靛十万斤，槐花四千斤，栀子二千四百斤，乌梅八千四百斤。”⑦　莫旦：《大明一统赋》卷下，明嘉靖郑普刻本。申时行《大明会典》记载户部甲字库征收颜料共计斤，其中乌梅斤。⑧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30，明万历内府刻本。据刘斯洁《太仓考》，这近四万斤赋贡由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等省，应天（驻今江苏南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滁州、广德等州府定额折色分摊，⑨　刘斯洁：《太仓考》卷10之四，明万历刻本。各省分摊至州府，州府分摊至属县，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征收系统，有关各地县志大多记载了这项赋额。明万历以来，宫廷生活奢糜，织造华服耗资剧增，乌梅用量逐渐增多。明陈汝锜《甘露园短书》卷五《织造》：“上方每岁所用袍服，未闻其数，曾见陕西抚院贾待问疏称，该省应造万历二十五年龙凤袍共五千四百五十匹。额设机五百三十四张，该织匠五百三十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二名。新设机三百五十张，该织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络丝打线匠四千二百余名。举一省而他可知也。又于某县派染绒乌梅三千余斤，举一县而他可知也。”⑩　陈汝锜：《甘露园短书》卷5，明万历刻清康熙重修本。陕西并非织造大省，更非乌梅盛产地，而承担之乌梅赋额如此之重，其它地区的情况就不难想见。 此项赋科入清后所在各地均仍承担折色征银。如清道光《来安县志》记载，该县明嘉靖甲字库贡额乌梅92斤，道光间乌梅折征银二钱七分一厘。?符鸿：《（道光）来安县志》卷3，清道光刻本。道光《歙县志》记载，明户部征本色乌梅15斤，康熙十二年按每斤价银二分，折征银三钱九厘有零。?劳逢源：《（道光）歙县志》卷5之二，清道光八年刻本。虽然赋额较明之后期略有减少，但仍是牵涉范围较广、数额较大的赋款，可见整个明清时期朝廷织染中乌梅用量的巨大。在民间也复如此，晚清、民国间所编《杭州府志》记载富阳乌梅“远市西北，云疗马疾，其就近货售者，染肆之用最巨，至以入药盖甚微也”，①　吴庆坻等：《（民国）杭州府志》卷79，民国十一年本。是说市井染坊乌梅用量最大。 乌梅也是军事物资，不仅用于一般的军中疗伤，还用于制造炮火毒药，同时也反用作解药。如明茅元仪《武备志》所载法火药制法即用乌梅末与皂、椒、砒霜等作原料，②　茅元仪：《武备志》卷119，明天启刻本。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所记火药法中即以乌梅、甘草作为常用解药。③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乌梅还是“金银器去垢”④　张宗法：《三农纪》卷5《梅》，清刻本。除锈的常用物，主要原理是乌梅中的酸性物质与金属表面的氧化物进行还原反应，从而达到除锈的目的。明宋诩《竹屿山房杂部》“白银法”和“熟铜造器”法介绍：“用乌梅置瓷器中，同水煎浓，以银物于火中烧去积垢，投之煮，令纯白光明，刷涤烘干。”“（铜器）乌梅煎汤揩之，明如金色。”《宋会要》记载宫中打造银器每百两银给乌梅四两，⑤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清宫清洗圆明园铜像，也多用乌梅。⑥　清官修《圆明园内工则例》，清抄本。上述这些，古人认为“生梅、乌梅、白梅功用大约相似，第乌梅较良，资用更多”，⑦　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卷2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说乌梅质量好些，因而使用更为普遍。 （五）青梅、黄梅 青梅、黄梅，统称生梅，指未加工的鲜果。未成熟时多呈碧绿色，称青梅，成熟时为黄色，称黄梅。上述白梅、糖梅、乌梅均由青梅或黄梅腌、晒加工而成，而作为水果，两者又都可直接食用。但梅子酸重，古人讲“多食损齿、伤筋、蚀脾胃，令人发膈上痰热”，⑧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9，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因而除个别偏嗜之人，一般只能少量品尝。 古人记载的品种中，也有极宜鲜食的，如消梅。范成大《梅谱》：“消梅，花与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实圆小，松脆多液，无滓。多液则不耐日干，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啖。”是说消梅不能腌、晒加工，只宜食用鲜果，果肉极为清脆，是优良的鲜食品种。北宋理学家邵雍有诗《东轩消梅初开劝客酒二首》，⑨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第7册第4505页。其洛阳宅园安乐窝有此品种，时间至迟在神宗熙宁间（1068—1077）。《王直方诗话》：“消梅，京师有之，不以为贵。因余摘遗山谷（引者按：黄庭坚），山谷作数绝，遂名振于长安。”⑩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上册第109页。可见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消梅闻名于开封。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七：“消梅，其实脆而无滓，其始传于花泾李氏，故或谓之李家梅。”花泾，山名，在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县），是南宋绍兴也有这种品种。明成化《湖州府志》卷八：“消梅岀道场山下，青脆殊甚，其实尤早。”?劳钺、张渊：《湖州府志》卷8。可见明中叶湖州还盛产。同时华亭（今上海松江）宋诩《竹屿山房杂部》称消梅“白花，重者小，单者大”，?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9。说消梅又分重瓣与单瓣两种。此后各类记载多属抄录范成大《梅谱》和宋氏所说，未见新的有效信息。今人褚孟嫄主编之《中国果树志·梅卷》记载197个果梅品种，未见有消梅，可能早已失传了，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尽管梅子鲜食多忌，但梅是落叶果树中结实和采食最早的水果，落花两个多月后，果实渐成，古人多称“青梅如豆”，进而称“如弹”“脆丸”，即可采摘食用。其最鲜明的功用是解渴，《世说新语》所载曹操军队望梅止渴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晋陆玑《诗义疏》说梅子“可含以香口”，①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4，《四部丛刊》本。是说含咀梅子可以除口臭，相当于今天吃口香糖之类，当然咀嚼梅干、乌梅效果应相同。 梅子采食时，正是清明至立夏前后暮春、初夏的美好季节，加之果实碧圆，肉质酸脆，给人清鲜时新的感觉，人们乐于食用。宋人白玉蟾《青梅》诗所说“青梅如豆试尝新”，就是说的这个风味。同时陆游即有“生菜入盘随冷饼，朱樱上市伴青梅”（《雨云门溪上》），“苦笋先调酱，青梅小蘸盐”（《山家暮春》），“催唤比邻同晚酌，旋烧筀笋摘青梅”，“下豉莼羮夸旧俗，供盐梅子喜初尝”（《东园小饮》），“青梅旋摘宜盐白，煮酒初尝带腊香”（《初夏幽居偶题》），“糠火就林煨苦笋，密罂沉井渍青梅”（《初夏野兴》），“小穗闲簪麦，微酸细嚼梅”（《初夏幽居杂赋》）等诗句，或蘸盐吃，或浸井水以改善口味，或与樱桃、新笋、蚕豆等伴食，是暮春初夏时节典型的时令风味果蔬。 青梅食用最常见的还是佐酒。南朝诗人鲍照《挽歌》“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唐代诗人李郢《春日题山家》“依岗寻紫蕨，挽树得青梅……嫩茶重搅绿，新酒略炊醅”，都是说的这种情景。梅酸之重味当以酒之甘辛可以压制，而梅子又有明显的“去烦闷”“消酒毒”（宋初本草学家日华子）②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3，《四部丛刊》本。的作用。江南盛产梅子，到了宋代，社会重心向江南转移，青梅荐酒的风气也就更为兴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青梅煮酒”，说的是青梅与煮酒两种时令风物。煮酒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指经过烧煮过的酒，相对应的是清酒、生酒。后者酿好后直接饮用，而煮酒则是酿好后装瓮蒸煮杀菌，封存数月，生产工艺与品质类型都与后世黄酒基本相同。煮酒一般在腊月酿制泥封，到来年清明、立夏间开坛发售和食用，而此时正是青梅采摘的时节。两者相遇于春夏之交，成了当令佐食的风味搭档，因而就有了“青梅煮酒”这个流行说法。元以来煮酒之名渐废，黄酒之名兴起，煮酒之名演变为动词，所谓“青梅煮酒”多是说以青梅煮酒或煮青梅酒。③　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请见笔者《“青梅煮酒”事实和语义演变考》，《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另有所谓青梅酒，所说也不是以青梅作原料酿制的酒，而是浸有青梅的酒，④　梁鼎芬：《（宣统）番禺县续志》卷12：“或以浸酒曰青梅酒。”民国二十年重印本。实际所说都是青梅下酒之法。 青梅不仅鲜食其果，果肉也可取以烹饪。南宋宠臣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即有梅肉饼儿、杂丝梅饼儿，⑤　周密：《武林旧事》后武林旧事卷3，民国影明《宝颜堂秘籍》本。是掺入青梅等果丝的面食。明宋诩《竹屿山房杂部》所载羹汤类食品中有梅丝汤：“青梅用大而坚者，趁众手切丝，不可迟”，以甘草、新椒、生姜、盐拌腌制，用作烹汤的原料。⑥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13。青梅也可与其它食材搭配腌制，如明高濂《遵生八笺》所载蒜梅：“青硬梅子二斤、大蒜一斤或囊剥净炒、盐三两，酌量水，煎汤，停冷浸之。候五十日后卤水将变色，倾出，再煎其水，停冷浸之入瓶。至七月后，食梅无酸味，蒜无荤气也。”⑦　高濂：《遵生八笺》卷12，明万历刻本。以蒜之荤味与梅之酸味相互制约，反复腌制，以改善口味，应是一道风味独特的腌菜。 日常以糖、盐腌梅最为普遍，腌制后的卤汁称梅卤。成熟黄梅去核搅碎，或经晒干贮存，用时掺水并加糖或盐，则称梅酱。清人顾仲《养小录》称，梅酱、梅卤可用以代醋拌蔬，而制作各类果卤、果酱或保存鲜花时，“入汁少许则果不坏，而色鲜不退”。⑧　顾仲：《养小录》卷上，清《学海类编》本。梅酱、梅卤也是简单易行的梅子贮藏法，可备四季不时之需。明王世懋《学圃杂疏》“梅供一岁之咀嚼，园林中不可少”，说的就是这种生活经验。 梅卤、梅酱还是制作酸梅汤的主要原料。酸梅汤是我国源远流长、贫富皆宜的解暑饮料。《礼记》中即提到一种叫作“醷”的浆水，汉郑玄注称“梅浆”，①　郑玄注：《礼记》卷8，《四部丛刊》景宋本。即梅酱，是以梅子制作，介于酱、醋之间，主要用作调味品。宋张君房《云笈七签》中记载“造梅浆法”，是以梅子捶碎加盐烧煮取汁，所说并非食用，而是炼丹的辅料。②　张君房：《云笈七签》卷71，《四部丛刊》景明正统《道藏》本。至迟在宋代，用作冷饮解暑的酸梅汤正式出现，当时叫作“卤梅水”，顾名思义是以梅卤冲制的饮料，《西湖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均有记载。③　西湖老人：《西湖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明人生活类书籍中有许多以青梅、黄梅制作的汤类名目，④　刘基：《多能鄙事》卷2饮食类《酸汤》，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韩奕：《易牙遗意》卷下诸汤类《靑脆梅汤》《黄梅汤》。正如韩奕《易牙遗意》所说，“青梅汤家家有方”，“大同小异”。⑤　韩奕：《易牙遗意》卷下。清乾隆间王应奎《梅酱》称：“今世村家夏日辄取梅实打碎，和以盐及紫苏，赤日晒熟。遇酷暑辄用新汲井水，以少许调和，饮之可以解渴……古为王者之饮，而今为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贵人口者。”⑥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3，清《借月山房汇钞》本。清郝懿行《证俗文》也说：“今人煮梅为汤，加白糖而饮之。京师以冰水和梅汤，尤甘凉。”⑦　郝懿行：《证俗文》卷1，清光绪东路厅署刻本。说明京城已有冰振酸梅汤（振，今多作“镇”）。⑧　郝懿行《晒书堂集》诗钞卷下《都门竹枝词四首》其一：“底须曲水引流觞，暑到燕山自解凉。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清光绪十年东路厅署刻本。清李虹若《都市丛载》卷七《冰梅汤》：“搭棚到处卖梅汤，手内频敲忒儿当（以两铜令背击而响，其声若忒儿当）。伏日蒸腾汗如雨，一杯才饮透心凉。”清光绪刊本。冰振酸梅汤起源也很早，《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写春梅为西门庆做酸梅汤，“放在冰里湃一湃”，又说“向冰盆内倒了一瓯儿梅汤”，是冰梅汤的不同做法。或者所谓冰梅汤未必非用冰不可，因味酸而口感凉爽也称冰梅汤，如清孙衣言《漱兰顷有所赠，题其函曰冰敬，戏作一诗为谢》注：“都中六月以水浸青梅，谓之冰梅汤。”《逊学斋诗钞》续钞卷四，清同治刻增修本。苏州光福“香雪海”的村民所产梅子也有不少用于制作酸梅汤，赵翼《芸浦中丞邀我邓尉看梅……》：“园丁种树岂因花，为卖酸浆冰齿牙。”⑨　赵翼：《瓯北集》卷38，清嘉庆十七年湛贻堂刻本。不仅是平常农户、城镇普通市民，即使像《红楼梦》所写，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酸梅汤，可见也是王公贵族之家常用的饮料。 二、梅子的文化意义 从以上排比梳理不难发现，梅子虽然不入传统“五果”之列，但实用价值较为丰富，在我国的开发应用历史极其悠久，社会应用十分广泛，在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反映在文化上，梅子丰富的使用价值和悠久的应用历史带给人们极为丰富的感受和经验，引发许多美好的思想和情趣，在人们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意蕴。 （一）梅酸的喻义 梅子以酸味著称，在食用醋发明之前，是人们获取酸味最主要的食材和调味品，其地位几乎与盐相当。从人类认识史的一般规律来说，物质的实用价值、经济价值总是形容其他价值理念最方便、最常见的方式。正是梅子味酸这一特性和作用，使其成了人们形容、表达某些类似或相关情绪感受和思想理念的常用比喻和象征。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尚书·说命》所说“盐梅和羹”。本意是说盐多则咸，梅多则酸，盐梅适当，就能成为美妙的和羹。《尚书》借助这一烹调经验表达对大臣辅佐朝政、调和万方的期待，后世多用来比喻君臣之间和心协力，治理国政的美好关系，形容君臣和谐，朝政协畅的政治理想。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用作赞颂或恭维他人器当大任、位极人臣的流行誉辞。 稍后春秋时还有一段议政之辞也以“和羹”为喻。《左传》和《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称其嬖臣梁丘据与他最“和”，晏子说梁丘据与齐王只是“同”，算不得“和”。齐景公问“和与同异乎？”晏子说：“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①　晏婴：《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第七。晏子，晏婴，春秋时齐国人。他以鱼肉之羹的做法来说明“和而不同”的道理。要烹制美妙的肉汤，不能缺少水与火，醯、醢一类酱液，还有盐和梅等调味品，厨师将它们综合一起，各效其力，各尽其用，相互协作，才能真正完成。治国理政的道理与此类似，君臣之间有不同理念、意愿和才能，相互补充、综合平衡才行。臣子的“和”绝不是“同”，所谓“同”只是一味顺从附和，而“和”是及时提出不同的观点去弥补君主的不足，制约君主的过度要求。这样君臣之间上下制约，相济为美，政事就会公正合理、和谐协调。 两处都以“和羹”之事来比方治国理政，所说或重视君臣间的和谐协调，或强调不同观点的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关键都在一个“和”字。“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最核心的理念之一，无论是人与自然（天）之间，还是人与社会之间，都特别强调和谐协调。经典所说“天人合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君子和而不同”等等，倡导的是天地万物以及各类生命群体、社会力量和思想观念的和谐共处、相济为美。饶有趣味的是，这一理念在先秦文化原典中多是通过人们熟知的烹饪之事来譬喻和阐发的，而梅子正是烹饪中的主要调料，因而成了这一经典譬喻中的重要元素，成了“和”这一重要思想理念的形象载体。这是梅子人文意蕴中最重要的内容。 汉代还有一个与此有些类似的譬喻。西汉刘安《淮南子》说“百梅足以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为一人和。”东汉许慎注称：“喻众能济少，少不能有所成也。”②　刘安著，许慎注：《淮南鸿烈解》卷17，《四部丛刊》景抄北宋本。《淮南子》在另一处说“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许慎注则说：“譬若梅矣，百梅足以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为百人酸。”③　刘安著，许慎注：《淮南鸿烈解》卷2。两处正文和注解正好互训，表明当时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谚语。到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则说成“百梅能使百人酸，一梅不足成味”。三处说法大同小异，其喻意则完全一致，都是说人或物多了，有协调的空间，就容易成事，而相反则无回旋余地，难以运转。按当时的说法是多能济少，少不成事，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道理，仍是用梅子调味作比方，生活经验与世事道理间相互启发和印证，进一步显示了梅子的生活意义和比喻作用。 魏武帝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也是涉及梅子酸味功用的著名掌故。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本是作为反映曹操机诈、狡黠之反面事例，但也反映了人们对梅子“甘酸可以解渴”的常识记忆和深刻体验。这一故事成了古今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成语，形容人们愿望无法实现时以空想作慰解的心理状态。从心理学上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机制，而在成语用法上则多属贬义，与画饼充饥、闻舂忘饥等较为相近，但由于梅之酸味直接和强劲，使这一成语给人的感受要远为真切和强烈，是表达这类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最为生动有力的词语。 上述几条都是由梅子浓重的酸味引发的譬喻和成语，都发生在梅花引起关注之前。魏晋以来，梅“始以花闻天下”，此前人们留意的只在果实及滋味，而不是花色形象，即所谓“以滋不以象，以实不以华（引者按：花）”。④　杨万里：《洮湖和梅诗序》，《诚斋集》卷79，《四部丛刊》景宋写本。在梅花尚未引起注意时，梅的果实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的感受丰富，体会深刻，因而借以表达一些重要的思想理念和生活经验。这是我们考察梅文化发展历程时必须首先了解的。 人们对梅花的关注兴起之后，梅子的味觉体验依然在人们的经验书写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作品中，梅酸与椒辛、蜜甜、冰寒、荼苦、黄柏苦、黄连苦、莲心苦一起成了人们相应情绪感受最简明通俗，同时也是流行而有力的比喻。南朝诗人鲍照《代东门行》抒写游子羁旅思乡之苦：“野风吹秋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丝竹徒满坐，忧人不解颜。”这是最早以食梅形容生活酸苦的诗例。唐白居易《生离别》：“食檗不易食梅难，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檗苦甘如蜜。”以梅子酸、黄柏（黄檗）苦两个强烈的味觉联袂重复比喻，说得更为醒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关于文学中梅子酸味表现作用的详细情况，请参阅程杰《青梅的文学意义》，《江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1期。显然，这样的通俗比喻有着心理共鸣的生活基础。 （二）梅子的时令意义 由于梅子的实用价值和经济利益，梅子生长、收获、制作都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相应的过程多被引为时令的标志，具有节候的象征意义。 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有两处：一是《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召南”是西周早期在南方江、汉流域新开辟的领地，约当今湖北的北部、河南的南部地区。这是一首怀春思嫁的民歌，出于青春少女的口吻，表达的求嫁心情比较急切。以梅子的收获起兴，所谓“摽”是坠落的意思。诗歌说树上梅子越来越少了，爱我的男士选个吉日来求婚吧。梅子七个变成三个了，得抓紧用篮筐去拾取，爱我的男士不要磨蹭了，就直接来说吧。后世常见的士大夫家庭少女怀春、少妇闺怨之情多用梅花开、梅花落来比兴烘托，而这是乡村农家少女的歌曲，用梅子的收获起兴，也是典型的“劳者歌其事”。可见实际的梅子收获季节是比较紧张忙碌的，参与劳作的不仅是女子还有男子。这种紧迫的收获场景是女子急切心情生动、贴切的比喻，也由于这首作品，“摽梅”一语成了传统文化中表达女大当嫁、婚嫁及时之期望和忧怨最常用的典故和措辞。另一是汉代《大戴礼记·夏小正》：“五月……煮梅，为豆实也。”《夏小正》是一个包含许多夏朝历法信息的历书，这里说的是五月的农事，煮梅当是蒸煮晒制梅干，以供祭祀和日常食用。既然写入历书，也应是一个有着标志意义的重要节候和时令内容。 六朝以来，随着人口增殖繁衍，社会生活不断丰富，人们对梅的关注也便越来越多。梅子的生长过程覆盖整个春三月，绵延至初夏。由于在三春花树中结实、成熟最早，也就获得更多时节流转的标志意义。其中有青梅、黄梅两个明显不同的时节。梅子未成熟时称青梅，按果实大小，又有两个阶段。一是“青梅如豆”，果实成形不久，细小如豆，这在江南地区约当春分、清明时节。如五代冯延巳（一作欧阳修）《醉桃源》：“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胡蝶飞。”明祁彪佳《春日口占》“青青梅子正酸牙，妆点清明三两家。”说的就是美好的仲春时节。二是梅果稍大，可以摘食，古人常以“弹丸”来形容，在江南地区约当谷雨至立夏前后。明沈守正《立夏》“青梅如弹酸螫口，家家蒌蒿佐烧酒”，说的就是这种时节。这类风物节令在江南地区晚春、初夏季节的时序、风景、田园、山水等诗歌中较为常见，形象鲜明，情趣生动，意境优美。另外，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②　李昉：《太平御览》卷970，《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说的是初夏季节的大风天气，唐人李峤《莺》诗中曾提到，③　曹寅：《全唐诗》卷6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也是以梅子为标志的一种节候。 最著名的莫过于梅子最后黄熟的阶段，此时江淮沿江地区常细雨连绵，天气湿溽，世称“梅雨”“黄梅雨”，这一季节称作“黄梅天”。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西晋周处《风土记》，初唐徐坚《初学记》辑其文称：“周处《风土记》曰：梅熟时雨谓之梅雨。”①　徐坚：《初学记》卷3岁时部上，清光绪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太平御览》一处所引同，②　李昉：《太平御览》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又一处作：“夏至之日雨，名曰黄梅雨。”③　李昉：《太平御览》卷23。南北朝诗人庾信《奉和夏日应令》“麦随风里熟，梅逐雨中黄”，隋薛道衡《梅夏应教》“细雨应黄梅”，隋炀帝《江都夏》“黄梅雨细麦秋轻”云云，所说都着眼“梅子黄时雨”。初唐徐坚《初学记》说得更为明确：“梅熟而雨曰梅雨，江东呼为黄梅雨。”④　徐坚：《初学记》卷2天部下。此语宋人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天部上、魏仲举注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四三《梅雨》诗均引作梁元帝《四时纂要》。这些材料都充分显示，所谓梅雨乃因时值梅子黄熟而得名。⑤　《太平御览》卷九七○还辑有应劭《风俗通义》：“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又其霖霪号为梅雨，沾衣服皆败黦。”但宋人吴淑《事类赋》注、《王荆公诗》李壁注、《东坡诗集》任渊注引周处《风土记》均作“夏至之前雨名为黄梅雨，沾衣服皆败黦”，是所谓沾衣服败黦云云，当为周处《风土记》所云，《太平御览》两处所辑梅雨资料均言明出自《风土记》，此处当是误书而承上作应劭《风俗通义》，未见他书有类似记载，宋以后归诸应劭《风俗通义》者都应出于此。后世误认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有此语，遂以为梅雨本义作霉雨，而误为梅雨，如明顾充《古隽考略》、周祈《名义考》等。此说不妥，衣物败黦之语或为《风通通义》所言，也无因之得名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从此类风信雨期的命名规律看，也以得名于花开果熟这类自然物候为正常，无需多费周折，以雨期滞久后衣物霉变，而雨期短暂之年份还未必出现之结果来命名。我们认为，梅雨的明确记载应首见晋周处《风土记》，梅雨当得名黄梅，而非衣物发霉。 梅雨是东亚大气环流在春夏之交季节转变期间的特有现象，在我国主要表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的初夏即公历的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江淮流域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雨连绵、温热湿溽的气候，构成这一带特有的天气现象，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农业上，梅雨的多少、久暂对农业生产的关系甚重，“五月若无梅，黄公揭耙归”，“梅不雨，无米炊”⑥　程杰、范晓婧、张石川：《宋辽金元歌谣谚语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9、151页。，“若无梅子雨，焉得稻花风”（元方回《梅雨连日五首》）。这一时节独特的风景也给人们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宋赵师秀《绝句》），“江南四月黄梅雨，人在溟蒙雾霭中”（明钱子正《即事》），“黄梅节届雨连绵，絺绤临风倍爽然。十里芰荷香馥馥，一堤芳草软芊芊”（清郑熙绩《莲舟即事分得芊字》）。而由此引发的人生感怀和心理体验也是十分丰富而浓厚的，“江南梅雨天，别思极春前”（唐释皎然《五言送吉判官还京赴崔尹幕》），“江南梅子雨，骚客古今愁”（宋方回《五月九日甲子至月望庚午大雨水不已十首》），“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宋贺铸《青玉案》）。文学中有关风景描写和情绪寄托极为丰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节令情结和抒写氛围，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专题阐发，⑦　渠红岩：《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梅雨意象》，《人文杂志》，2012年第5期；《论梅雨的气候特征、社会影响和文化意义》，《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第3期。我们不再赘言。梅子作为这一重要季节的标志，同时也作为这一时令的特殊风物，因此浸染了这一季节特有的生活风情，打上许多情感的烙印，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生梅鲜食的情趣 前文所说梅酸的意义主要着眼于梅子物质特性和食用常识在文化中的引用，而食用生梅尤其是未成熟的青梅极富生活情趣，人们乐于歌咏和描写。南朝诗人鲍照《挽歌》“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是说以青梅佐酒。陈暄《食梅赋》称梅为“名果”，赞其食用之美。唐宋以来尤其是宋以来，人们的描写、歌咏就更为频繁和具体。陆游《闰二月二十日游西湖》“岂知吾曹淡相求，酒肴取具非预谋。青梅苦笋助献酬，意象简朴足镇浮”，高度评价其清贫简朴的韵味和乡村野逸的气息，赋予食用青梅以高雅的意趣和品格。 在梅子食用中最普遍的情景是青梅佐酒，正如李清照《卷珠帘》所说“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而最具文化意义的无疑是“青梅煮酒”。这一说法流行于宋代，如晏殊《诉衷情》“青梅煮酒斗时新”，谢逸《望江南》“漫摘青梅尝煮酒，旋煎白雪试新茶”，王炎《上巳》“旋擘红泥尝煮酒，自循绿树摘青梅”，姜夔《鹧鸪天》“呼煮酒，摘青梅，今年官事莫徘徊”等所说即是，给人们带来的情趣多多。而《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之事更是脍炙人口，其浊酒逞豪、粗茶闲话的情景和氛围成了人们抒情托意的经典意象和流行话语，①　程杰：《“青梅煮酒”事实和语义演变考》，《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 （四）梅果赏玩的情趣 梅花谢后，果实逐渐生长，至春末夏初，“青梅子在树，累累可观”，②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四，清道光《舟车所至丛书》本。果形圆硬，气息青鲜，肉质酸脆，极富视觉、嗅觉美感，令人赏心悦目。古人多以“青梅如豆”和“碧弹”“翠丸”来形容，十分讨人喜爱，诗歌中经常描写采摘把玩的情景。李白“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说的就是顽童摘玩的游戏。晚唐韩偓《中庭》：“夜短睡迟慵早起，日高方始出纱窗。中庭自摘青梅子，先向钗头戴一双。”这是写女性以青梅插髻装饰。清沈钦韩《咏蜜煎消梅》注称：“吴俗立夏日，女子以簪贯青梅插髻边”，③　　沈钦韩：《幼学堂诗文稿》诗稿卷12，清嘉庆十八年刻道光八年增修本。又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三《风俗》：“立夏日荐樱、笋、麦蚕（引者按：未成熟的嫩麦粒略施蒸炒后，碾磨或捣搓成的蚕形面条）、蚕豆，妇女各插青梅子一颗于鬓。”清光绪九年刊本。可见佩戴青梅在江南地区还一度形成风气。宋梅尧臣《青梅》：“梅叶未藏禽，梅子青可摘。江南小家女，手弄门前剧。”写的是小家碧玉门前把玩。陈克《菩萨蛮》：“绿窗描绣罢，笑语酴醿下。围坐赌青梅，困从双脸来。”是写女伴窗下赌梅同玩。最生动的情景莫过于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写天真活泼的闺中少女，遇见陌生人慌张、娇羞的动作神情，给人留下极其生动、美好的印象。上述这些文学情景，都成了我们文学创作中的经典形象，有些更是凝结为日常生活的流行话语。④　以上有关古代文学中的青梅情景，详细论述请见程杰《青梅的文学意义》，《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五）儒释道和民俗中的梅子象征 儒、释、道三教是我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元素，出于不同的生活因缘，都有引梅子作为譬喻明道传法的现象。其中宋明理学家以梅子比喻天理、仁心的说法最值得注意。理学家把梅花先春开放视作阴阳消长、天理流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典型象征，⑤　详细论述请见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19－128页。由梅花进而想到果实，并以果核中的子仁，谐音儒家视作天理核心的“仁”。“天心何处见，梅子已生仁”，⑥　汪志伊：《知新诗·梅仁见天心也》，《稼门诗文钞》诗钞卷95，清嘉庆十五年刻本。“梅才有肉便生仁”。⑦　张至龙：《题白沙驿》，宋陈起《江湖小集》卷1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花耿冰雪面，实蕴乾坤仁”，⑧　陈栎：《题梅庵图》，《定宇集》卷16，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梅花是“得气之先，斯仁之萌”，而梅子是“自华至实，斯仁之成”，⑨　陈深：《梅山铭》，《宁极斋稿》，民国《宋人集》本。“梅子生仁”是天理良知最终圆满落实的象征。理学家又有“梅具四德”之说：“梅蕊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⑩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68，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本意是说梅具乾卦之“元、亨、利、贞”四德，其中梅之结实成熟代表万物顺遂和坚正的境界。理学家的这些说法都是宋以来梅花欣赏成风、地位高涨之后出现的，由推尊梅花而兼及果实，象征内容则由心性之高而践行之实，通过强调梅子来推举道德贯通、理事充实的更高境界。 佛教与梅子有关的喻义莫过于黄梅。黄梅为县名，今属湖北，本汉蕲春县地，六朝时析置，始名永兴、新蔡，隋因境内有黄梅山，改名黄梅县。明弘治《黄州府志》称：“黄梅山，在治西四十里，山多梅，隋唐时皆以此名县。”①　卢希哲：《（弘治）黄州府志》卷2，明弘治刻本。另，薛乘时《（乾隆）黄梅县志》山川志也采此说，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黄梅与佛教之关系，全赖佛教禅宗四祖、五祖在黄梅的弘法传教活动。禅宗四祖道信在黄梅县西的双峰山（又称破头山）造寺驻锡传禅，门徒剧增，后称四祖寺。五祖弘忍是黄梅人，悟道后开法于黄梅县冯茂山（又名东山）。四祖、五祖都是禅宗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开创了定居传法、以农养禅、“四仪”（衣食住行）“三业”（身口意）均为佛事的崭新传统，禅宗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学禅之人急剧增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尤其是五祖弘忍时代门徒数以万计，禅教南宗始祖慧能、北宗始祖神秀均出其门，四祖、五祖与六祖惠能之间均在黄梅完成衣钵传授。正因此黄梅被视为禅宗一个重要的发祥地，而其中关键人物五祖弘仁更以黄梅县人，后世影响更大的六祖惠能是“自黄梅得法”，②　释惠能：《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本。“曹溪宗于天下，而黄梅为得法之源”，③　释惠洪：《请璞老开堂》，《石门文字禅》卷28，《四部丛刊》景明径山寺本。使黄梅成了南宗法门的崇高象征。《景德传灯录》记载一则宗门话头，法常禅师曾从学马祖道一，问“如何是佛”，马祖答“即心即佛”，师即大悟。后驻锡明州大梅山，马祖派人试探，称马祖师已改说“非心非佛”了，法常回说“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马祖闻后对众僧道“梅子熟也”。④　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7，《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这里的“梅子”一语双关，即指法常所住梅山，更象征黄梅宗法，马祖的意思是赞许法常禅师法性圆满了。 具有道家思想的学者同样也从梅之阴阳消息中去体验太极之理、自然变化之道，认为“梅即道，道即梅”。⑤　张之翰：《题刘洪父〈梅花百咏〉后》，《西岩集》卷1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仅就与梅子有关而言，有道教养生术中的取梅子法，将童女天癸中的血精结块称作梅子，⑥　孙一奎：《赤水玄珠》卷10《取梅子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高濂《遵生八笺》卷17《取梅子法》，明万历刻本。既是喻形，也如理学视梅为天地初心一样，以梅子喻其阴血初形之义。 民间常以梅谐音媒，不分花果均有此义。仅就梅子而言，传说宋人赵抃与妓女间有一段捷对，妓头戴杏花，赵戏之说：“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说：“枝头梅子岂无媒。”⑦　宋人：《蕙亩拾英集》，许自昌《捧腹编》卷5，明万历刻本。《金瓶梅》中西门庆要王婆帮助勾引潘金莲，王婆故意将做梅汤听成做媒人。明冯梦龙《山歌》所辑苏州民歌《梅子》：“姐儿像个梅子能，嫁着（子介）个郎君口软（阿一介）弗爱青。姐道郎呀，我当初青青翠翠那间吃你弄得黄熟子，弗由我根由蒂瓣骂梅仁”，⑧　冯梦龙：《山歌》卷6，明崇祯刻本。嫁个郎君不知爱，我生得如青梅鲜脆你却爱黄熟，怎能不怨当初说媒人。这里说的“梅仁”谐指媒人，这些都是民间俗语中常有的谐音传统和情趣。 综上所述，梅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水果品种，食用、药用及其他因强烈酸性而产生的应用价值都是十分丰富的，数千年来我国人民积极种植收获、开发利用。⑨　关于历代我国各地青梅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请参阅程杰《中国梅花名胜考》。青梅、黄梅既可直接食用，也可作为加工原料。梅干、糖梅、乌梅是最主要、最简便的加工制品，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梅酱、梅卤、酸梅汤等家常制品使用都极为普遍。这些都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在漫长的生活应用中，人们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产生了深刻的记忆，也引发了深厚的感情，寄托了丰富的思想情趣。梅酸的调味功能成了“盐梅和羹”“和而不同”“众能济少，少不成事”等重要思想理念和生活哲理的经典说辞，也成了人生悲苦酸辛的有力比喻。在江南地区，青梅、黄梅成了暮春初夏季节一些时令、气候的著名标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采摘把玩、煮酒鲜食，更是洋溢着浓郁的时令风物气息，给人们带来许多美好的生活情趣。儒释道三教也都借用梅子进行道德、法术方面的说教。这些都赋予梅子丰富的人文意义。梅子的实用价值是梅这一果树物种资源价值、社会贡献的核心方面，梅的精神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梅花的观赏活动中，而梅子引发的人文情趣也是梅之精神文化意义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传统梅文化的重要内容。只有综合梅子与梅花两方面的丰富表现，才能充分体现和全面把握这一物种资源的资源价值、历史贡献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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