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引起各界的关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胡适想要怎样的诗。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等。白话诗的出现带来了轩然大波。文人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俞平伯认为，诗的继续进化的目的是要使诗回到诗最原始的、歌谣化的自由体诗的状态。诗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平民的诗。所以俞平伯想要的，是实用性的自由的平民诗。诗要是感人的、向善的、深刻的、大多数人的诗。诗不一定要美，但一定要善。不一定要有多少艺术性，但一定要有效用性。俞平伯对诗的观点是典型的“为人生而艺术”，即艺术要为人生服务，艺术的目的是要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

激烈反对俞平伯观点的，则是梁实秋。梁实秋对诗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如果说俞平伯想要实用的诗，是将诗的神秘面纱扯下来当做防尘罩的话，那么梁实秋则是想把这样的纱重新盖回到诗上，将她放到神坛上重新供奉起来。梁实秋认为，诗是艺术的，艺术既不是为人生的，也不是实用的。艺术就是艺术的，艺术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并不是因为有用而存在。艺术是供人们安慰或者娱乐，满足人的审美和鉴赏要求。其他的功用，不管是感人向善也好，揭露社会问题也罢，都是艺术附带的价值，不能作为评判艺术的标准。诗也是一样。诗是贵族的，能够创作出好诗，能够鉴赏好诗的还是少数人。对于多数人只是“微微触着”的难过，却能以最大的苦痛烧着诗人；同样，对于别人只是“微微触着”的愉悦，却能以最大的快乐感动着诗人。能称的上是诗人的，必定是丰富的，也是痛苦的，更是少数的。正是因为是少数的，所以诗是贵族的。

俞平伯和梁实秋对诗的争论，不仅仅是对于诗的困惑，更是对于文学的对于艺术的困惑。是文学的哪些方面是重要的，是不是可以为了突出某些方面牺牲另一些方面。俞平伯是把诗的教化功能和使用功能放在首位。诗就要是有用的、感人的、有教化功能能够使人向善的。为了突出这个目的，牺牲诗的某些艺术价值也无所谓。俞平伯对诗的观点是受到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也有古典文学的余响，还有劝善论的影响。俞平伯似乎是想通过诗这一载体，来实现自己对于社会改造和人民进步的愿望。

而梁实秋不一样。梁实秋坚定的认为诗就是诗，诗的艺术价值是最重要的。诗的社会效用和功能等都是附加值。诗的谱写是只属于诗人和鉴赏家的。诗的写出可能并没有任何原因，单纯是抒发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至于能不能感动别人或者能不能教化别人，这并不能作为评判好诗的标准。在梁实秋眼里，艺术是至高无上的，不能被世俗化和工具化，如果一旦以工具化的标准来看艺术的话，难免落入俗套。如果说俞平伯是想使诗的传播更加广泛的话，那么梁实秋则是想保持住诗的艺术性，不让诗太过接地气。

梁实秋和俞平伯对诗的争论，有这样一个特点，需要救亡图存的时候，诗的功用性就被放到了艺术的首位，好的作品就是有用的作品。这在第二个十年的左翼派别和三十年代的文学革新的表现最为明显。尤其是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所有派别、所有持不同文学观点的文人们同声歌唱，共同把有社会功用的救亡诗推为社会的主流。诗成了文人们最有力的工具，通过诗他们能够为中国的救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民族面前，艺术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可以先搁置一边的属性。而在社会基本稳定之后，诗的功用变得似乎不那么重要，诗可以仅仅作为像美术音乐一样的艺术品，供人欣赏和把玩。当诗承载着过多的社会功用和期望的时候，基本上是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们彷徨又迷茫，只能把对社会的要求和希望寄托在诗上，让诗承载过多的不属于诗的社会功用。

梁实秋和俞平伯还有对诗的形式的争论。在诗的形式上，俞平伯是胡适白话诗的坚定支持者，而梁实秋似乎是更倾向于古体诗。俞平伯倾向于胡适对于诗的形式的观点，推崇自由的白话体诗，因此俞平伯想要的不仅仅是有社会功用的教化诗，还有自由体式的诗。但是自由体诗作为一种新的形式的诗，在创立之初它的理论和创作都是不完美的。这也是梁实秋倾向于古体诗的原因。古体诗经过几百上千年大浪淘沙式的发展，他的内容和形式相对都是成熟的。白话诗一出现就摆出了一个打倒的姿态，把古体诗当做封建残余踩在脚下。梁实秋并不是反对所有的白话诗，而是反对那些打倒一切，蔑视一切，但是自身的发展并不是太完美的自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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