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诗是用来记事的，歌是用来抒情的，歌与诗合流后，产生了诗三百”，既然诗是用来记事的，那么实用性可能是诗产生的动因之一。从结绳记事到以文字记事，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这是不必言说的，但是究竟何时开始用诗来记事，历史没有明确的记载，也很难具体考证。《易》的记事文字已有韵的意味，或许《诗经》产生时早已发展到以诗来记事。现在我们多把《诗经》看作优秀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其的审美价值非常之高。其实从《诗经》的产生来看，它的实用在当时一定远远大于审美功能。从中国早期的陶器来看，如半坡陶器，现在看来是伟大的艺术品，因为它抽象的花纹已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但是从蒙昧时期的现实和先民的心理来推想，陶器的实用应该是蒙昧时期的先民的首要追求，审美则是在实用之后的事情了。这一点可以使我们体会到上古艺术的共性――实用与审美的交融。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想：或许实用是《诗经》产生的动因和功能。

诗的实用记事功能汉代人早已有了明确的认识，这表现在汉人训“诗”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之言志也”（《洪范?五行传》郑玄注），“诗，志也”（《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以上“志”有怀抱，记忆的意思。

《诗经》是诗、歌合流后产生的作品，自然具有诗的功能。这观点是可以在《诗经》中找到例证的。在《诗经》中可以看作纯记事的作品就占相当的比重。《大雅》中《文王》《绵》《大明》等记述周先祖创业等史实。“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明》）。它诗不再例举，仅以此窥豹而已。

另外《诗经》中很多作品的叙事成分远大于抒情成分。这也可以看出《诗经》作品受记事的影响，仍保存着诗记事的习惯。《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真实记述了农人劳作、生活。《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诗再现了征人的战争的环境。这些叙事应都是记实。这类作品中虽有部分主观情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我东曰归，我心西悲”等感情抒发的语句，但情感的抒发与大篇幅的记事相比，显得很微弱。

《颂》是诗实用功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祭祀、助祭。这也可能是《诗经》产生的又一原始动因。《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由此可知《颂》是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等神明的。告于神明，当以歌舞，音乐，祝词，并且献上供品或战利品。《左传》中有许多告庙的记载。祭祀的形式大略有两种：巫觋以各种媚态，“秽词”来引神降临（《楚辞》王逸注有明确的说明，闻一多也认同西方也有类似的事），或者以肃穆庄严的形式，由天子，诸侯，贵族等献馘或献新。后者应是在前者发展起来的，因为前者带有更浓烈的原始巫术色彩，后者则更多的是宗教意味。《颂》从产生的时间和其内容来看，都是用于宗教祭祀的。如《清庙》：“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毛诗序》：“《清庙》，祀文王也。周王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笺》：“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祭祀文王时唱诗，明确《颂》的功用—祭祀、助祭。《烈文》：“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诗序》：“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另外《毛诗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丰年》，秋冬报也。”《颂》的其他篇章也大类如此。可见以上推想或然。

此外西方有些民族还保留着祭祀时唱歌或诗的习俗，从这点也说明诗具有祭祀，助祭的功用。结合泰勒和弗雷泽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人类早期的祭祀是舞和自然声音的模仿，到了后期人们才创造了实词，把实词用于生活交流和祭祀活动。闻一多也说“感叹字是情绪的发泄，实词是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析”，所以在宗教的祭祀活动中西方产生了歌﹑诗歌，而中国则具有了很高艺术价值的《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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